陆有良发了一个预告片，之后就哑了火，自顾自地陷入了回忆里，骆闻舟也不催，顺着堵成一锅粥的内环缓缓地往前蹭，拉下车窗，递给陆局一根烟。

别的不提，骆闻舟感觉自己能有现在这把好耐性，费渡同志居功至伟。

车子以十米的时速蹭过了最堵的一段路，直到骆闻舟终于能把踩着刹车的脚挪一挪的时候，陆有良才叹了口气：“这一阵子辛苦了，往你肩上压得担子太重了吧？”

要是换成别人，怎么也要来一句“为人民服务”客气一下，谁知骆闻舟一点也不谦虚，闻言眼睛一亮：“可不是嘛领导，既然您都看出来了，年终奖赶紧给我涨一点，男人不容易，养家糊口压力大啊！”

“滚蛋。”陆有良满腔的沉重被骆闻舟的脸皮弹回去了，一时间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冷酷无情地说，“为人民服务，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我本来可以靠才华吃饭，组织非得逼着我靠脸，”骆闻舟为自己“红颜薄命”的命运沉痛地摇了摇头，随后在陆局打算大巴掌削他时主动转回了正题，“您是想跟我说当年顾前辈的事吗？”

“顾钊……顾钊。”陆有良把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念了几遍，继而仰面靠在车座椅背上，仿佛不知该从何说起似的犹豫片刻，“你师父是我师兄，比我高一届，在学校里也是个风云人物，他和你说过吗？”

“怎么没说过，”骆闻舟十分自在地接话，“老杨没事就吹牛，说什么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孩喜欢他，我说不可能，咱们燕公大压根就没有‘好多女孩’，被他打出了办公室。”

骆闻舟这个人，好似天生不知何为拘谨，无论是对长辈还是对上司，陆有良脸上闪过一点稍纵即逝的笑意：“我们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当年想调进市局太难了，既要年轻，又不能太年轻，得在基层锻炼够了，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我们一个个都削尖了脑袋拼成绩、拼资历。那年不知为什么，市局招人的名额特别多，顾钊、我、老张、老潘都是那年进来的——哦，老潘你可能不熟，他早就不在一线干了，现在在燕公大教书，这回的画册计划，他是学校那边的负责人，架子大得很，都不回来看看。”

骆闻舟升起车窗，从陆局的三言两语中，他好像翻开了那张摆在局长办公室的老照片。

“我跟顾钊是同班同学，老潘是从外地调回来的，老张比我们大一点，立了功，被市局点名要来的。那会儿刑侦队里高手和前辈很多，新来的年轻人都得打杂，我们四个刚来的时候，基本就是跑腿、记录、端茶倒水，人都管我们叫‘四大丫鬟’。”

骆闻舟：“……”

这活泼的警队文化。

“再加上一个老杨——老杨是我们的‘丫鬟总管’，那时候他也就刚从莲花山调回来没几个月。”陆局的眼角浮起隐约的笑纹，“我们五个人年纪差不多，又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参加工作的，整天混在一起，见缝插针地跟着前辈们学，一起跑腿、一起整理案卷卷宗……除了老杨早早‘背叛组织’以外，我们还都是大龄单身汉，有时候一个人值班，其他几个没事干，还带着盒饭跑过来‘陪值’。”

“老杨经历最丰富，胆大心细，业务水平最高；老张家里做生意的，手头最宽裕，出去吃饭都他主动买单，他人缘最好，是我们老大哥；老潘最不是东西，脾气最臭，跟我很不对付，我俩三天两头吵架，可是不记仇，吵完一会就好，过一会不定为什么又翻脸了。”

“顾钊年纪最小，当时我们都管他叫‘顾老五’，话不多，很会照顾人，明明自己也穷得叮当响，但只要别人有困难对他开口，他都仗义疏财。人还非常用功，笔记做得最勤，手里离不开书，毕业七八年，还在空闲时间自费回母校深造了一个在职研究生。”

随和、用功、有心、一照相就紧张……陆有良的话渐渐给顾钊的形象染上了颜色，肖海洋描述的夕阳下的“自行车侠”有了血肉，从内网上那个苍白而冰冷的简历中站了起来。

“后来一批前辈退居二线，老五后来居上地成了副队，我们也都很服气，因为确实是谁也没有他用功。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工作也好，玩也好，都觉得自己心里是很安静的，你看着他的眼睛，就觉得自己太浮躁了，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踏实下来。”陆有良顿了顿，“327案是顾钊接手副队之后，处理的第一个大案，曾经轰动一时，解决得也干净漂亮，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卢国盛跑了。”

“你可以想象，因为这个通缉犯一直在逃，327国道周围的老百姓们人心惶惶，一到天黑，那条路都没人敢走。为了抓他，全国通缉，赏金最后提到了十万——那可是十五年前，十万真不算什么小数目了，你知道那会冒着生命危险帮着穿针引线、钓毒贩子的线人，完事也就能拿个三五千，有时候经费还批得不及时。线人们听说这事都疯了，一度有人到卢国盛家的旧址附近蹲点，可是这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就跟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找不着。”

让公家额外拿出十万块钱悬赏，得负责人跑遍关系、磨破嘴皮，可对于魏展鸿、郑凯风之类的人，这又能算什么呢？掉地上都懒得弯腰捡。

可惜，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一年后卢国盛自己喝醉了酒，不甚落下一个指纹。”骆闻舟打破沉默，“陆局，这事当时是怎么个前因后果，能详细说说吗？”

“指纹是下面负责处理酒吧斗殴案的法医检查出来的，当时专案组已经解散了，得知卢国盛竟然还在本地，大伙都兴奋了，我们立刻调取酒吧监控，马不停蹄地走访目击者和线人。老杨小孩生病，情况不太好，正好请年假不在岗，这个事是顾钊负责的。”陆有良说，“那家酒吧经营不正规，监控基本是摆设，我们在附近蹲点蹲了一个多礼拜，顺手抓了俩贩售‘摇头丸’的小团伙，卢国盛的影子都没看见，只好撤了——当时我们猜，卢国盛意外被卷进斗殴事件，惊动了警察，之后应该是害怕了，这个人可能已经逃离燕城了。”

“那不一定，”骆闻舟说，“要跑他早跑了，327后一年多还在本地，肯定是燕城里有什么让他牵挂的东西，还敢去喝酒，说明他有固定收入来源和藏身地点，手头甚至可能比较宽裕——没去查查他曾经供职的运输公司吗？”

“你这推测跟顾钊说得一模一样，他要是还在世，你们俩估计有……”陆有良嘴角笑纹一闪而过，然而说到这里，又沉郁了下去，“我们查过运输公司，但是卢国盛和老板娘偷情的事很隐蔽，如果不是他自己交代，就连跟他一起杀人的亲哥都不知道。”

“那个威胁过他的司机呢？”

“跑了，我估计是听说了327案，知道警察没抓住卢国盛，怕被报复。”陆有良说，“当时我们不知道这里头还有事，没有细查。”

卢国盛的指纹好似惊起千层浪的那块石头，然而只是惊鸿一瞥，旋即失去了踪影，线索断了。

“我们把能想的招都想到了、试过了，可就好比是大海捞针，你单知道水里有，就是找不着。拖了很久，手头又不是没别的事，送到市局的案子哪个不重要？实在没辙，只好撤了。只有顾钊私下里一直没放弃，那段时间，我看他明显是手头很紧，问也不说，别人还当他是谈恋爱了……现在想来，可能是私下里补贴给线人了。”

骆闻舟没插嘴，知道他要说到关键地方。

“我记得那天是我第一次上老丈人家门，跟老头喝了点酒，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快十点了。有点醉，我自己一个人抄近路去坐公交车，路上突然接到老杨电话，说是出事了。我当时都没明白具体出了什么事，就好像冥冥中有什么感觉似的，激灵一下，酒瞬间就醒了。”

“我赶过去的时候，看见老杨正拎着一个人的领子，脖筋爆起老高，就跟要打人似的，旁边一帮兄弟死命拉着他——他手里拖着的那个人我们都认识，代号叫‘老煤渣’，是个职业线人，干这一行四五年了，在市局刑侦队里备过案的，配合过我们好多次行动，一起出生入死过，能算是半个自家兄弟。”

骆闻舟想了想，斟酌着措辞说：“罗浮宫大火，我听说有人逃出去了，指认顾钊是这场大火罪魁祸首的目击证人——就是这个‘老煤渣’吗？”

“是他。老煤渣被老杨一只手拎着，嚎得声俱泪下，说顾钊平时对他不错，他不能这么着，不能说。”陆有良轻声说，“我当时一听这话，再一看老杨的脸色，心都凉了。”

“后来仔细审了几遍，老煤渣终于承认了，说顾钊私下索贿已经不止一次，都是借着查案的名义。让跟他比较熟的几个线人拿着卢国盛的指纹模子，先盯住了一个目标，摸清环境，再把指纹按在人家店里，顾钊假装接到线报上门搜查。直接开单子，不交钱，就说这地方窝藏通缉犯，有指纹有‘证人’，让你生意也做不下去。”

“死无对证，一面之词，”骆闻舟说，“其他证据呢？”

“第一是法医的验尸结论，顾钊死前确实和罗浮宫的负责人发生过肢体冲突，种种细节和目击证人证词对得上。”

“第二，是我们在顾钊值班室的储物柜里找到了一打一样的指纹模子。”

“第三是人证，老煤渣一个人说的，老杨和我们都不信，但我们在火场现场的残骸里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笔记本，是顾钊平时贴身带着的那本，烧掉了大半，上面隐约能辨认出几个地名和人名，人名都是线人的代号，地名则应该是顾钊近期走访过的商户――我们把这些人全都给叫来问了话，只有一个商户老板可能是怕惹麻烦，一问三不知，不肯作证，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招了。”

骆闻舟心里一沉：“证人都是备过案的职业线人？”

线人有很多种，有为了赏金起哄的，有零零散散“打零工”的，有戴罪立功的，还有就是职业线人，这些人在警队里有备案资料，跟警方合作过不止一次，有时候几乎就像警察的卧底，信任度高，关系非常密切。

证据链不够无懈可击，可当事人已经死了，证人又都是这种……

“顾钊生前为人仗义，和线人关系好是出了名的。”陆有良说，“他们的供词，我们不得不慎重。最早出现卢国盛指纹的酒吧监控没拍到卢国盛，酒吧的工作人员对卢国盛没印象，却有一个调酒师指认了老煤渣，老煤渣后来承认，卢国盛的指纹是他伪造的——也就是说，这个失踪一年的通缉犯在燕城出现的事，完全是人为捏造、子虚乌有。”

仔细想想，一个在本地制造了轰动案件的通缉犯，能藏匿一年之久不被发现，还大喇喇地在外面喝酒，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充满疑虑。再加上顾钊对这事非同一般的工作热情和执着，与他独自行动、甚至藏藏掖掖的行为……骆闻舟感觉，单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他已经快被这个结论说服了。

“但是说他索贿，索贿的钱呢？存放地点在哪？用途是什么？”

“钱在他家里，现金，床底下搜出来的，总共有五十多万，数目跟证人说的大体对得上——他母亲得了癌症，老太太自己都不知道，诊断书在那堆钱下面压着，顾钊家境很普通，父母是农业户口，父亲没得早，家里人丁也不兴旺，母亲在他们镇上一个百货公司工作，工作是临时工，公司也不正规，早些年人都没有交保险的意识。一场大病下来，这些钱恐怕都还不够。”

动机明确、物证昭昭，铁打的证人言之凿凿。

别说顾钊死了，就算他还活着，也说不清楚。

“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现在宽松，网络也不发达，市局出了这么大的一桩丑闻，当事人又死了，所以领导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捂住不许再提，现在你去数据库里查，是查不到的……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真相来得太迟了。

骆闻舟沉默了好一会，忽然说：“陆局，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陆有良抬起眼，正对上骆闻舟从后视镜里折出来的目光。

“咱们破案率不是百分之百，总会有些案子是没结果的，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就得按着轻重缓急暂时搁下，但专案组撤了，案子还在，只要不违规、不跟其他工作冲突，相关负责人继续追查，一点问题也没有。”骆闻舟说，“顾钊当时为什么非得独自行动？”

即便他是不想给别的同事增加负担，选择单独调查，但一旦查出些进展或者有新想法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找同事配合——因为按规定，警察私下行动，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是不合规的，拿回来也是仅供参考，没有价值。

陆有良短暂地沉默了下去。

骆闻舟缓缓把车停在路边，车头对准了市局正门，公安标志上硕大的国徽折射着正午的日光。

“陆叔，”骆闻舟低声说，“这里就您和我，该说不该说的，不会流进第三个人的耳朵。”

陆有良垂下眼睛，终于几不可闻地出了声：“对，如果顾钊是冤枉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队伍不干净。”

车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陆有良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

陆有良：“意外发现卢国盛的指纹后，我们在原本的悬赏上又加了五万，公示后，几次三番接到举报电话，说是在某地见过类似的人。不管多快赶过去，都是一无所获——后来这也成为通缉犯一事不实的佐证之一。”

“备案线人的资料都是严格保密的，只有自己人知道他们的身份，”骆闻舟说，“毛贼不可能跑到公安局里偷鸡摸狗，如果顾钊是被陷害的，往他值班室的储物柜里放东西的也只能是自己人——顾钊当时疑心市局有内鬼，所以选择了私下调查，但他也知道规矩，最后查到罗浮宫的时候，为了取证严谨，他一定是在自己信任的人里选了一个作为搭档，而这个人要了他的命。”

陆有良好似瞬间老了十岁。

骆闻舟转头看向他：“陆叔，您还有别的事想告诉我吗？”

他有种感觉，陆有良一定有什么话就在嘴边，然而等了好半天，陆局终于还是避开了他的视线：“没了，我知道的就这些，我们这些老东西都是嫌疑人，这件事只能靠你们了。”

骆闻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开车进了市局院里，周到地把陆有良送到办公室楼下。

直到目送他重新把车开走，陆有良才轻轻地叹了口气，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大衣口袋——那里有一个已经没电了的微型窃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