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琮献上的新薯皮色红润、两头尖尖，大的足有两掌长，因是从吕宋移栽来的，当地人多称番薯。这种番薯在福建贫瘠的沙地、田间都能生长，不挑地、不挑肥、不需精耕细作，随意栽种即能生长，产量却比所有粮食和能充饥的薯芋之类都高。

他除了几车分装得整整齐齐的薯根块，还献上了几盘带着茎叶、只清理了泥土的整串番薯。那一串茎下竟拖着五枚硕大的薯根，称量一下，足有七八斤重。

弘治天子对这薯简直爱不释手，立刻问他如何栽种，要将这东西推行到各地。

李琮答得十分流畅。

他当年见着此物时也是如获至宝，不只嘉奖了献薯的海商、福州知州与当地属官，还亲自在院中栽种过一季，因此讲起栽种之法如数家珍。哪怕有人问他何时施肥、何时间苗，他都能历历数清，只不过天子面前只能捡着要紧的说，再细致耕种、食用之法自有下面的人交接。

天子颔首笑道：“讲到这里也罢。你等回去安心等待，吏部考察之前，翰林侍讲崔学士便会过去写栽种法。你们细细替他讲解，吏部也会计此功的。”

栽种番薯的法子竟要劳动翰林写了？莫不是要记入内档，往后修史时也要记上一笔？

李琮与同来的知州、知县们都有些激动，低头谢恩告。弘治天子命赐了这群官员在宫中用宴，又叫司礼监随堂太监亲自到客栈，赐给那几名献红薯的商人白金、绸缎、御酒、宝钞与整桌御膳菜肴。

同赐下的还有一道诏令，赐封那些商人世袭锦衣卫带俸千户。

虽说没正式许他们实职，可世世代代有官有禄，这几家人就摇身一变，从四民之中最低的商人变成官人，彻底抬升祖宗门楣了。

有这几个献番薯的榜样，那些往来海外的走私商人们，怎么不想借机搏个官身，回故乡做个清清白白、受人尊重的乡宦？

搜寻海外良种即可得官的消息在这天之后便如乘了风般传至闽粤诸省。原先还持观望态度的商人纷纷出海，侨居安南、占城、日本、琉球等国的海商或海盗，甚至早已植根当地的世家大族，都起了几分归乡立业的心思。

而弘治十三年这个元旦前夕，海外风浪尚未扬起，献番薯的官员却先见着了中枢一位名声在外的翰林讲官。

太有名了。

放在别的地方可能还差些，福建这个专出盗版书的地方，却连不识字的百姓都听过崔燮的名字。麻沙版盗印遍天下书籍，不少书坊都靠翻印他主持编纂的科举科举笔记、中试举子经验、每日农经系列活着。

今年建阳大火，烧了无数书版。那些书坊坊主们拿竹筋水泥板和稻草匆匆搭了屋子，第一件事就是重刻他的《每日农经》和同为居安斋的《锦衣卫》《少年锦衣卫》系列图画书，然后又刻他的《笔记》《试题》《经验》……正经的四书五经还都是在官员们逼迫下才不情不愿地重校重印。

布政使李琮、建阳知县等人对崔燮还是颇有感情的，极热诚地招待他进房坐下，李琮还亲自替他倒了盏茶水。

崔燮只是个从五品侍讲，叫正三品布政使亲自招待，自然要受宠若惊，忙起身道谢，并说了自己受命而来，要为陛下记录红薯栽种之法的事。

李琮便命人取来红薯，亲自提刀切块，教崔燮如何挑选薯种、浸泡催芽，待薯苗长到几寸后割苗催根，根长到多长时再将薯苗种在大田里……

红薯喜光喜热，土要松软深厚，最好是沙壤，水倒不用浇得太多——水多涝根，还容易结出不好吃的柴根。

他们进京时带的多是整齐的红薯块，但红薯藤也能育苗，等明年红薯在京里长起来，再育种时也能取红薯藤剪断育苗。

崔燮掏出铅笔、线装的笔记本记录，字写得飞快，除了有时问几个细…节，几乎不需要李琮停下来等他。

李琮说得差不多了，停下来呷了口茶，笑着说：“崔大人也用这石墨笔？我前些年做山西按察使时便见人用这种京里传来的笔，当时还只是百姓们用，后来到福建做官时，就见官厅里的人都用了。也不知这东西是谁做出来的，平常在墙上记些事、题首诗，倒省了磨墨蘸笔的麻烦，也容易清洗。”

崔燮又起来说了一声“惭愧”，这也是他叫人弄出来的。后来他们家先生兼他的同年陆博山尽力推广此物，却不想如今已经推广到大明最南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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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琮闻言愣了一下，直起身仔仔细细看了崔燮几眼，朝他拱了拱手：“福建百姓多蒙崔君之惠了。”

多少书坊刻版时翻他编的书，描版时用他做的笔，赚的钱养活了小半个建阳的百姓，他做布政使的便代百姓谢上一谢。

建阳知县也起身行礼，跟他说了建阳翻刻他的书成风的事，崔燮这才明白缘故，笑着还了一礼。

当初他还很认真地打击过盗版，但后来奔着当首辅、开海禁、平倭寇，让大明搭上工业革命的顺风车奋斗了，连环画就成了重要的宣传手段，自然不能再狠防。

教辅也不能限——居安斋毕竟不是现代化印刷厂，印的书仅能供书店所在府州，却供不起全国。这些盗版书质量虽差些，印量却大，能卖到居安斋铺不了货的地方，叫各地读书人看到同样的教辅书，也算保证了教育资源公平。

难道朝廷不知道麻沙版都是盗印的？可建阳大火之后，朝廷还要送正版四书五经去让那些书商们精校精印呢。

他如今已经不在是凭着个小书店挣扎求生的白丁，也不是要养一家祖父母和弟弟的小秀才，而是中·央领导了，眼光和心思自然和从前不一样了。

崔领导跟二品大员谈笑风声，研究红薯怎么吃好吃。

福建引种进来才一年多，最初还是那几个商人把番薯藤绞在船缆里偷运回来的，直到现在也没栽种出几亩。而种出的良种多又要运到京里来，当地官员们也没太敢吃，就只想出了蒸、烤、熬粥这几种简单的吃法。

吃多了胃不舒服，但若能推行开来，青黄不接时以此为粮，总比喝野菜羹强。

李布政还送了他一匣番薯，叫他带回家与家人一同尝尝新。回到家里，天子的赐食也送来了，是精精致致的一小篓番薯，约有十余斤，表皮光滑干净，红殷殷的，叫人看着就想起烤红薯。

他有十多年没吃过烤红薯了，想起来也是心酸。

崔燮再不客气，立刻叫人取火盆来，精挑细选了两个略小的埋进灰里，晚上煨熟了和谢瑛共享。还有几个小的他叫厨子拿去蒸熟，剥了皮和上雪白细面炸成点心，送给京里的三个弟妹共尝。

红薯太珍贵了，最好最大的得留着作种，大家吃点儿掺假的吧。

这红薯也不光他一家有。福建送进京的红薯也有数千斤，京里的勋贵和高官都能分到几斤、几十斤不等。翰林院官员们每人都能分着一份，阁老分的更多，李东阳就想趁着元旦假期办个诗会。

番薯诗会。

茶陵派旗下的少年诗人们闻听这成事，都要踊跃参加，唯有他的亲弟子崔燮耷拉着一双愁眉，不想凑这热闹。

他的确有正事，还得给天子写图文版的番薯栽培、食用指南呢。

李兆先替父亲安慰他：“前日赐食之后师兄写写过谢恩诗了，再参加一回诗会又能怎样？师兄你到时候只是不写，坐在上首跟父亲一起评这些诗作就是了。”

崔燮深深叹气：“罢了，到时候非有人要我作诗，李师弟还是要帮我一把。”

既然老师要办番薯诗会，做弟子的也得尽心帮忙。他是帮不了作诗了，但贡献了不少往番薯里掺假，显得菜量更多的法子：如掺…藕粉做成水晶番薯丸子；以番薯作馅、糯米粉做皮的糯米汤圆；番薯泥碾细如澄沙似的糯米松糕；自己家做过的炸薯饼；番薯、山药、芋艿三样蒸制成泥，夹上枣泥、澄沙馅的番薯花糕……

红薯凉粉、红薯粉条虽然也好吃，但是太不出数了，不合用在这宴会上，还是等今年丰收之后再做吧。

他一边指导人做，一边把整完形好看的点心画下来，顺便写他的番薯食用指南。

李老师和谢阁老、陈太常卿家那几篓红薯叫他调着花样掺进了数倍的米粉、面粉、薯、芋面，再添些蜜糖调味，省料又体面地招待了一院子才子。

众人吃着御赐的救荒新品，议论着今年边关的大胜，还有今年冬天城外给流民修筑的暖房，越说越激扬，满腹豪情慷慨奔流，纷纷取纸笔作诗。

如今国朝有了盛世气象，几篇新诗中也有了追攀盛唐的雄浑豪气。李东阳从中咀嚼出些味道，深觉惊喜，满意地点评道：“旧日见人学盛唐、李杜之诗，皆极力摹拟，不但字面句法，并题目亦效之，开卷骤视，宛若旧本。这几首虽也有几分拟学盛唐的味道，却能品得流出肺腑之情，可在诸卷之间卓然立出了！”

他自己对唐诗研究极深，深得其中三昧，早年在中秘库看书时，从未见过的诗集，读上两首就能猜出是白乐天之作。而对宋诗、元诗、明诗也是随口可鉴，他评这几首诗有唐诗韵致，那便是真有唐诗意象。

几位大家在上面评点佳句，又呼作诗的人上前询问。

崔燮在烛光下看着几名意气风发的少年才士从人群中走出来，言词敏捷、流利如珠地回答前辈大家们的提问。而这些才子中隐隐地以一人为首，那人对诗的理解果然也比别人更高，慨然答道：“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睽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

李东阳笑着赞他：“不愧是邃庵的弟子，于诗词一道工夫甚深，再用心钻研几年，可称大家矣。”

李梦阳又是他师弟杨一清从陕西简拔。出来的才子，又是他自己的门生，能写出这样的诗作、说出这样的诗理，李东阳面上也甚有光彩。

他身旁的太常寺卿陈音品味此言，拍了拍李东阳的手，欣喜地说：“这话和你从前说的‘诗体与文体之异……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意志’之意倒有些相近。”

几位大佬都觉得李梦阳将是继东阳诗坛衣钵的人物，兴致勃勃地与他讨论起诗词音调、格律的问题。

却只有这场中唯一一个不爱作诗，也品不出诗词格调的人深深看着李梦阳，发现了他那句话中与李东阳看似相近的诗词理念里埋藏着的，将来必会逐渐拉大的分歧。

茶陵派的诗清新靡丽，以法中晚唐为主。前七子则扬起了古文运动的大旗，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要人只学魏晋至盛唐诗篇，精准打击李东阳的茶陵派。

不过那是史书上写的，现在他给李梦阳和他的小伙伴们加了那么多工作，他们也没什么工夫搞七子派了吧？

这些人正职之外还干着利国利民的副职，眼看着大明也强盛了，他们也出名了，不像是有志难伸，必需在诗中抒发、借诗文战斗的样子。

也许前七子的诗词理念仍是历史上那样，但只要他们不跟李老师对着干就行。

崔燮的目光转过李梦阳身后的才子们，将他们的面容、名字记在心中——以后得把这些人看紧点儿，没事就给他们年轻人多开开会，让他们明白文艺作品百花齐放的重要性。